我国学术界有人认为：中国古代“历书”、“编年史”、“时政记”，还有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的《年鉴》（已佚），可视作中国古代的年鉴。不过如果仔细研究，它们和现代形式年鉴相比，不论在内容还是编纂方面，都有很大差异。

　　中国现代意义的年鉴，是从国外传入的。清末西学东渐，现代意义的年鉴在中国有所萌发。上海是我国现代意义年鉴的发源地。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创办《海关中外贸易年刊》并连续出版，可说是现代中国年鉴的先声。但真正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年鉴，是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《世界年鉴》。唯其内容主要编译自外国年鉴。9年后，才出现了有国人编辑、反映我国内容的年鉴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起，上海银行周报社编辑出版了《全国银行年鉴》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《中国年鉴》。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起，上海申报印书馆编辑出版了《申报年鉴》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起，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《世界知识年鉴》。在此期间，还有分别由官方、民间出版的《外交年鉴》、《中国年鉴》（英文）、《图书年鉴》、《中国电影年鉴》、《中国教育年鉴》以及广东、广西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南、无锡等省市出版的地方性综合年鉴，形成中国年鉴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时期。

　　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对中国的侵略，也曾用外文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的年鉴。如日本以日文刊印的《第一回支那年鉴》（1912年在东京出版），《台湾年鉴》（1928年），《满洲年鉴》（1936～1944年），《北支蒙藏年鉴》（1940～1944年）；英国以英文在伦敦出版的《中华年鉴（1912年）》（1931年改名为《中国年鉴》）等。

　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，全国人民奋起抗敌救亡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年鉴事业基本陷于停顿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复刊和新出版了一些年鉴，但其总数与抗战前比，相去甚远。据统计，民国期间出版的各种类型年鉴共40余种，年刊、年报100余种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天津进步出版社出版过《开国年鉴》（1950～1964年）（每年各1册），大公报社出版过类似年鉴性质的《人民手册》（1953年），世界知识出版社按年度出版了《国际知识手册》（1959年改名为《世界知识年鉴》），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出版过一期《中国摄影年鉴》，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过《中国体育年鉴（1949～1962年）》、《中国体育年鉴（1963）》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年鉴出版中断。

　　1971年10月25日，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，“九一三”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出版了类似年鉴的《各国概况》。1973年北京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《科学年鉴》。

　　我国年鉴事业的迅猛发展和繁荣，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。1979年10月，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时，对陪同接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说：”编辑出版年鉴，很有必要，这是国家的需要，四化建设的需要。”后来，邓小平又亲自批准《中国百科年鉴（1980）》出版。这是在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大力支持下，由800余位专家撰稿，于1980年8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。这部达160余万字的工具书出版后，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好评，被认为”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说，都可以与享有盛名的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媲美”。

　　此后，全国各地编纂年鉴的数量逐年递增，掀起了年鉴出版热。中国出版现代形式年鉴的历史不长，出现年鉴出版热为时更短，但从最近几年出版年鉴的进程看，其来势之猛、发展之快，出乎人们的意料。1992年9月底，年鉴出版达522种，13年间增加了86倍之多，其中综合性年鉴143种，占27.4%。至1994年，地方性综合年鉴又增至346种，其中省级24种，市（地）级81种，县级241种（1994年专业性年鉴数字缺）。据有关方面统计，至今，全国出版年鉴已达1400余种。全国除少数地方外都已创办了省、市级地方性综合年鉴。